在类案智能化裁判中，司法人工智能在处理事实认定与规范判断过程中会遇到个性化的难题。
责任能力是指违反法律的规定，权利主体承担责任的能力。可普遍化原则的实现，有利于保证裁判的正确性与提高裁判的一致性。
法官在类案裁判中基于个案的裁量空间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面对多元复杂的具体个案争议问题，法官不可能完全根据一套机械的智能化类案裁判规则来处理所有的类似案件，而是必须依其自由意志创造性地作出判断。这些行为要素可以分为行为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构成行为类型知识图谱的组成部分。规范目的说认为案件的实质相似性取决于规范目的，规范目的对类案的认定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行为对象上，行为对象的同类性程度影响着危害结果的判断。人工智能类案推送的解释模型应以基本权利为实质条件。
类案规范是建立在个案规范的基础上的，透过案例类型的累积形成拘束力，可以对将来待决的类似案件发挥规范效果。类型思维视野下的权利要素可以推动规范与事实的技术耦合，实现类案比较要点的体系性建构。爱泼斯坦研究发现，在赞比亚铜带省城市法庭法官的司法裁判中，习惯与本土成文法经常被共同作为规范适用于纠纷裁决过程。
虽然有传统观点认为这个习惯的消失另有它因，但极有可能是被传教士苦口劝说才放弃的。禁忌与习惯之间的概念比较，必须要结合它们的适用场域来分析。相较于习惯与禁忌的概念辨析，学界对习惯与法律的概念辨析，不但运用的进路较多，牵涉的理论更为复杂，而且还形成了三种不同学说：第一种是一元统合说。习惯与禁忌、法律的概念之间，既有紧密的意义关联，但也有明显的意义差异。
此后的法人类学研究中，经常可看到对习惯的历史阐释的范例。换言之，对习惯的概念进行论述，应以社会为中心，从经验的内在要素与经验的外在要素两个向度逐渐展开。
豪厄尔、霍利曼、罗伯茨对习惯的线性史描述，以及习惯与习惯法关系的判断，可以说是对英美法学界主流观点的颠覆。与沙佩拉类似，布朗在对原始社会法的原理进行探究时亦指出，在部落社会，法律与习惯可能会在概念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它们却具有意义共通性，盖因习惯与法律的法律性均以社会强制力为其核心元素。比如，英国主流大学法学院使用的法学教材，均将习惯确定为部落社会规则世界里的母概念，并强调所有其他概念均从这一概念衍生而来。现今在国内各种文献中，已基本看不到习贯。
（二）历史主义范式及其缺陷20世纪中期，随着豪厄尔（P.P.Howell）、霍利曼（J.F.Holleman）、罗伯茨（Simon Roberts）等法人类学家所撰写的部落社会习惯法著作与论文的发表，习惯法与习惯的关系作为论题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由此涌现出了一股关注习惯的历史阐释，藉由习惯的历史阐释获得习惯本质认知的新思潮。对习惯展开静态意义上的概念论述，会遇到来自概念本身所隐藏的历史的时间性与语义的相似性等结构要素的挑战。第一，在论题方面，与习惯的其他三种传统阐释范式不同，习惯的情境主义阐释范式尤为注重论题的开放性，即它不会局限于以某个预先设置的具体议题为中心，而是假设所有与习惯有关的论题，都隐藏着习惯认知的火种——从习惯有无文化功能习惯法与习惯的关系法律多元等传统议题的探究中，可以获得习惯本质的认知。在今天的法国境内，当地的俗拉丁语（Vulgar Latin）consuetumen一词后来慢慢衍变为古法语（Old French）的costume，意为习俗、习惯、惯例、服装。
人类学家基于对习惯的长期探究，取得了不少共识性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分歧。成文法作为部落社会法的结构要素，无法从法中完全脱嵌（disembedded），从而成为一个独立部门（sector）。
因此，博安南强调，习惯就是一套被制度化了的、用来实现一个特定社会场域内特定任务的规范。二是邵纳习惯法是个整体概念，它由很多客观存在的习惯混合而成。
一是很多学者已然认识到，理论意义上的概念论述，需要同时兼顾历史学与语义学视角，而历史的时间性与语义的相似性之间的结构张力，是静态意义的学理论述无法消解的。二是学界对习惯概念的由来与适用的固有认知偏见，影响了有关习惯概念论述问题的探究热情。虽然恩格斯、麦克伦南、摩尔根等早期法人类学家并没有从本体论视角直接对习惯是什么进行定义，但从他们对习惯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习惯概念的特点与意义。梅莉、格拉克曼、霍贝尔等观察与记录的这些习惯，无论是以历史视角，还是现代视角审视，都可发现其间存在的不合理性甚至不合法性。该习惯诉说的是，一个人若要为他/她的违法行为道歉、请求受害者原谅，只需提供一颗鲸鱼的牙齿和一份礼物即可。也有学者认为，习惯的概念源自风俗（mores）。
与其对抽象意义上的习惯概念展开论述，不如思考实践意义上的习惯的价值功能问题。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们应该鸟瞰文化，盖因它涵括思想、观念、物品、习惯等诸多元素。
纵然19世纪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是法学家，但他们借由法学知识对人类学问题的探究，亦或借由人类学知识对法学问题的探究，大多是在书斋完成的，其间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理论分析，由此他们也被称为躺椅上的人类学家。第二，在方法层面，它不再恪守经验主义阐释方法，而是注重结合习惯的特定情境，综合运用多种阐释方法。
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叶至中叶，随着法人类学在特定时代核心议题及学术旨趣的变化，习惯的意义渐渐向法律性转变。博安南虽是美国人类学家，但也将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所提倡的参与观察方法作为科学研究方法。
再如，张冠梓对中国南方山地民族的法的起源、演变及其原因研究，以及张邦铺对四川凉山彝族纠纷调解习惯法的研究，均运用了规范主义阐释范式。罗伯茨在对博茨瓦纳境内卡特拉族群的家事纠纷深入调查后指出，诸多传统的卡特拉习惯法正随着部落社会的经济变迁而发生改变，它要求习惯法法庭在适用习惯法时，必须要对习惯法做历史主义阐释。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习惯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这也是为何他们会将法律多元作为论题，并尝试从该论题中寻求习惯的规范性认知的原因所在。甚至在为其弟子霍格宾（H.Ian Hogbin）所撰写的《波利尼亚的法律与秩序：一项原始法律制度的研究》的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我看来，现代人类学主要就是对习惯……的功能阐释。
又如，阿隆尼（Nicholas Aroney）和科林（Jennifer Corrin）借由法学家哈特（H.L.A.Hart）的社会规范理论，对斐济族群成员眼中的习惯所展开的规范阐释，其目的在于呈现斐济族群成员对习惯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于斐济社会秩序的现实意义。自法律多元作为论题被提出至今，有关该议题的讨论虽然经历了两次演变，但法人类学家围绕该论题而对习惯展开的阐释，却始终是以规范性为中心。
但习惯究竟可以发挥哪些功能，马林诺夫斯基却没有进一步探究。而习惯的规范主义阐释范式，却没有考虑到习惯规范的历史性与社会秩序的历史性之间的动态关系。
习惯法与习惯的关系极为复杂，盖因习惯与习惯法的关系模型塑造过程中，还有很多其他规范，特别是道德规范等，它们也会直接或间接对习惯法与习惯的关系模型形塑产生影响。哈特（H.L.A.Hart）将法律诞生之前的社会所运用的各类规则，统一称之为习惯或者义务性规则，以区别于法律。
所以，paniyu便是邪恶的方式或做事的坏方式。习惯的功能主义阐释范式，虽然揭示了习惯的本质，但其内在缺陷不容忽略，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过于强调参与观察方法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凸显经验发现大于理论演绎的现实主义逻辑，注重揭示习惯在部落社会秩序中所呈现出来的外在文化功能，对于习惯在部落社会发挥的内在文化功能，如形塑族群成员的共同文化基底、推进族群成员的共同文化认同、凝练族群成员的共同文化理念等却未予以充分关注。人类学知识史显示，部落社会的习惯法并不以对习惯的认可与运用为前提，盖因部落社会不但缺乏认可与运用习惯的专门机构，还缺乏认可与运用习惯的制度设计。克莱姆（John Clammer）对斐济族群治理实践中所出现的法律多元现象进行考察时，也是将习惯作为一种规范予以阐释，他强调，斐济习惯是斐济族群成员众所周知，同时经由历史不断流传下来的规范。
习惯完全替代习贯，大概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禁忌的概念中包含着惩罚的意义元素，即如果一个部落成员违反了大家所普遍认可的禁忌，那么，他就会受到来自超自然力的惩罚。
习惯与社会、文化、宗教、制裁等人类学关键词一样，有着一张变化无常的面庞，人类学家可基于各自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旨趣，循沿不同的方法，绘出自己期待的特定面庞。习惯研究的功能主义、历史主义、规范主义为推进习惯的科学认知提供了不同的探索路径，但未能有效消除学界对习惯的认知分歧。
此处的习贯，意为经过长久积累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或经验。他以历史上保留下来的一系列文本资料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中一些重要概念的知识考古，得出了习惯源自地美士的结论。
